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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忆

生活既如此。幸福是杯苦茶,须品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晚清重臣曾国藩用人的一般标准和最高原则  

2012-03-08 14:13:2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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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重臣曾国藩用人的一般标准和最高原则


    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,而专取平实。他任两江总督后,掌握三省( 实际是四省 )的人事大权,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,因此他用较长时间,通过比较和探索,找出一条特有的“曾氏”用人法。最初,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。

    咸丰十年的一天,下面报来一份材料,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,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。曾国藩批示说: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。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,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。如果有像文辅卿这样的人才,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。

    咸丰十年七月,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,谈及四项标准:

   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,闻见亦不甚广。即于湖南绅士,亦不似润帅( 胡林翼 )之博采广询,左右逢源。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,或函商意诚( 郭昆焘,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 ),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,借用一二人,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。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,亦可仿湖北之例,楚材晋用,但当礼罗江西贤绅,兼进并收,不宜过示偏重,使豫章( 江西 )才俊,有向隅之感。其自湘来者,先给薪水,优加礼貌,不必遽授以事。收之欲其广,用之欲其慎。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,多条理而少大言,本此四者以衡人,则于抽厘之道,思过半矣。务求及时罗致,鄙人亦当帮同采访。

    这里提出的四条还仅限于理财人员,后来将它发展到适用于文职官员,并向各处推广。他仍然给二李写信说:

前寄一函,道及求人之法,须有操守而无官气,多条理而少大言。日来以此广告各处,求荐才以辅我不逮,尚无应者。两君物色得人否?大抵人才约有两种:一种官气较多,一种乡气较多,官气多者好讲资格,好问样子,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,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。其失也,奄奄无气,凡遇一事,但凭书办、家人之口说出,凭文书写出,不能身到、心到、口到、眼到,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。乡气多者好逞才能,好出新样,行事则知己不知人,语言则顾前不顾后,其失也一事未成,物议先腾。两者之失,厥咎维均。人非大贤,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。吾欲以“劳苦忍辱”四字教人,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,必取遇事体察、身到、心到、口到、眼到者。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,刘晏好用士人理财,窃愿师之。请两君仿此格式,各荐两三人。

    这里提到的“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,刘晏好用士人理财”,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,敢作敢为,没有框框,勇于探索,锐意进取;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,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,尤其是廉洁,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,更为重要。后来,他还特别提出:

   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,如厘卡用秀才,营务用末弁,也有好处,盖职卑则感激易生,新近则习气尚浅,故号令易行,江西厘卡多用官员,少用寒士,远不如两湖之旺,就是明证。

   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。

    第一是有操守。过去有一句话说:“文官不要钱,武官不怕死,天下得太平。”还有一句话:“国乱思良将,家贫思贤妻。”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,即能力的重要。操守是一个人为人,特别是做官员,做领导的一条底线,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中国从很早的时候,至少从三国时期,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,也就是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这三个字。所以,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“有操守”。

操守含有两个意思,第一个含义是“要清廉”,为官不清廉,老百姓怎么能服气?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,有节气,有一种临事不惧、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。他说,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,但操守有问题,还是不能持久,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。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,但他心中不会服你,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,做领导要有操守。

第二是没有官气。曾国藩提出: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,如果官气很重,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,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。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,讲官话,说官气,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。“官气”也就是今天所讲的“打官腔、说官话”,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,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。他说,官气就是“圆滑取巧、心窍太多、敷衍塞责、不能负巨艰、担大难”。艰难的事情来了,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,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,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?

    湘军招募的原则也非常奇特,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,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。原来的绿营兵、八旗兵他也不招,他担心绿营习气或八旗习气侵染到整个队伍,怕一条鱼腥了一锅汤,怕湘军得传染病。面试时,一看招来的人是农夫,不善语言,很木讷,甚至还有些呆,曾国藩就会表示满意。而油腔滑调、多言善变的人,曾国藩通常是不要的。他不要官气,常说宁肯乡气重一点,不要官气重一点。乡气重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?有一种骨气,说话虽然不能自圆其说,顾头不顾尾,但是很有干劲,这种人他愿意用。

    没有官气,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,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,不应专取才华。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,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,但也必须足以驾驭,这样才能为我所用,而不致受牵累。人的才品,虽然多有不同,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。探究起来,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,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。

咸丰九年六月,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:

   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,有一天他找来工具,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。这时,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,对盗贼说:“我是伯夷呀,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?”盗贼吓得要死,立即跑得远远的。过了几天,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,刚打开墓门时,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,对盗墓人说:“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!”盗贼也立即跑了。曾国藩随后发挥说:“我们现在将巨饷、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,正好比向伯夷、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、玉匣一样啊!”曾国藩说:“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。一种理解是,伯夷、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,盗墓贼找错了人;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,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。它告诉我们,必须推诚扬善,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,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。”

    第三是多条理。曾国藩“相人口诀”当中就有“若要看条理,全在语言中”。他打了一个比喻说,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,这样复杂的一头牛,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、很伶俐、很利索,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,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,两句话就够了。一本书也好,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,概括起来,可能就是几句话,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。总之,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,就是曾国藩所说的“有条理”。

“多条理”,不但是工作方法,而且也是一种能力。

    咸丰九年十月,他对李榕说:

    凡与诸将语,理不宜深,令不宜烦,愈易愈简愈妙也。不特与诸将语为然,即吾辈治心、修身,理亦不可太多,知亦不可太杂,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,所谓守约也。

这里的“守约”,就是有条理。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,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,兼有兵权和财权、人事权。当月二十八日午刻,曾国藩从官文的咨文中,得悉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,本营员弁纷纷前来道喜。午饭后,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“时事应如何下手”。随后多日,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,又与胡林翼等通信,商酌大局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、调研,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,曾国藩总结出当前应着力做的十个方面的事情。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,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点,把“治事”分为四类:兵事、饷事、吏事、文事,而把“治之之道”归结为三端:剖析、简要、综核。他具体解释道:

    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由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简要者,事虽千端万绪,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。如人身虽大,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,万卷虽多,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。凡御众之道,教下之法,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,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。综核者,如为学之道,既日知所亡,又须月无忘其所能。每月所治之事,至一月两月,又当综核一次。军事、吏事,则月有课,岁有考;饷事,则平日有流水之数,数月有总汇之账。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。此二者,日日究心,早作夜思,其于为督抚之道,思过半矣。


    他将“剖析”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。实际是指如何下手,如何抓住主要问题,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,他提出“庖丁解牛”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。概括说来,是说条分缕析,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,分清主次、轻重、难易、缓急。

    曾国藩说:大凡办一件事情,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,如果一个地方不通,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。

这段记载非常珍贵,也是曾国藩的工作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最佳指导思路。而要点仍是有条理。

第四是少大言。大言就是放空话、说大话。他说这是文人习气,或者是书生本色。书读得多了,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,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,所以经常放言高论,不着边际,说话没谱。他说,这种人绝对不能用,少大言,就是要讲实话,讲真话。

    咸丰十一年,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,写了著名的“教令”,要求必须遵守,后来命名为“劝诫浅语”。在劝诫本省乡绅、外省客游之类四条中,第三条为“禁大言以务实”,内容是:

    以诸葛亮之智勇,不能克魏之一城;以范仲淹、韩琦之经纶,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。因此知兵事之成败利钝,皆天也,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近年书生侈口谈兵,动辄曰克城若干、拓地若干,此大言也。孔子曰:“攻其恶,无攻人之恶。”近年书生,多好攻人之短,轻诋古贤,苛责时彦,此亦大言也。好谈兵事者,其阅历必浅;好攻人之短者,其自修必疏。今与诸君子约:为务实之学,请自禁大言始;欲禁大言,请自不轻论兵始、自不道人短始。

    他在回复方子白的信中说:“古代以询事、考言二者并重。询事就是考察人才对事情的看法和解决方案。考言就是考察人才的语言能力、逻辑性,有无条理。凡人才高下,视其志趣,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,而日趋污下;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,而日就高明。贤否智愚,所由区矣。”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:

大抵观人之道,朴实廉介为质,有其质而傅以他长,斯为可贵,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。

   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、卑琐两大类,而对待这两类人,办法也不同。他说:

(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):高明者好顾体面,耻居人后。奖之以忠,则勉而为忠,许之以廉,则勉而为廉。若是者,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,即薪水稍优,夸许稍过,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,不妨累示假借。卑琐者,本无远志,但计锱铢。驭之以严则生惮,防之稍宽则日肆。若是者,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,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。以官阶论,州县以上类多自爱,佐杂以下类多算细。以厘务论,大卡、总局必求自爱之士,宜用鄙信之说。小卡、分员不乏算细人员,宜用来信之说。邵位西之意,亦与两君相同。而鄙说要不可尽废,祈参用之。

   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,不想被别人超过。所以,对这种人,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,积极引之向上。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,有三条:第一,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,大体在一倍以上;第二,对他的提拔和夸奖,要比平常人多一些;第三,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,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。

    对待卑琐的人,就不一样了。在曾国藩看来,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,看到的只是目前,锱铢必较,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。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,就会忌惮;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,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,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。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?曾国藩说,要让他循规蹈矩,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,给他们画杠杠,画条条,画框框,不能逾越。

    曾国藩说,按照官阶来论,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,属于高明之士。“佐杂”这些人都属于“算细”,就是每天精打细算,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,是卑琐者。

   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,当时在曾国藩那里是主管理财的财务大臣。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,他说,以厘金来论,大卡、总局就应该求自爱之士,这些廉洁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洁,应该用他们的办法;而对小卡、分员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员,应该对他们“算细”,就是用规矩准绳,让他不越雷池一步。曾国藩再三强调,他愿意效仿赵广汉和刘晏理财。赵广汉用“新进少年”,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抱负,但没有自己的舞台。曾国藩给他们搭一个舞台,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抱负,施展自己的本领,使他们各显神通。曾国藩说:“我愿意效仿他们两个人,赵广汉用的新进少年,没有官气,没有圆滑之气,敢作敢为,没有框框,所以当时开创的局面生机勃勃。刘晏多用士人理财,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,有一个良知,有一条自己的红线不可逾越,所以士人不会做特别出格、贪婪的事情。”

    江西、湖南和湖北三个地方,同样的人力和物力,两湖筹集来的钱要比江西多得多。曾国藩给李瀚章写信,让他反思一下,说:“你在江西主持财政的时候,为什么筹到的钱就没有两湖旺?道理在哪里呢?我想,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两湖这个地方用的是新进少年或士人来理财。但是,你在江西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?用的都是道府以上的官员,这些官员官气太重,而且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。以后,你应该向这个方面来学习。”

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项。

    第一要“才堪治民”。就是你的才能能够服众,能够让下面的人由衷地钦佩你,这与文职官员不一样。武职官员必须到第一线去,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,把山头打下来,这就必须得服众。

    第二是不怕死。

    第三是不急名利。

    第四是耐受辛苦。

    之所以如此排列,曾国藩回答说,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地,首先要才堪治民,就是能不能让下属、让所有这个团队心服口服,非常钦佩你。才堪治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?不外乎公、明、勤三字,不公不明则人肯定不服气,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,故第一要务在此。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,要求别人做到的,自己要首先做到,这样下属才能追随你,因此作为第二个条件。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,稍不如意再怨,与同辈争薪水,与员工争毫厘,因此列为第三个条件。身体弱过劳则病,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,因此作为第四个条件。他还提醒说:

    下级弁勇对于本营将领,其他事尚不深求,惟银钱是否干净( 清廉 ),保举是否公道,则众目眈眈,以此相伺,众口啧啧,以此相讥。惟自处于廉,公私出入款项,使阖营共见共闻,清洁之行,已早服弁勇之心,而小款小赏,又常常从宽,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,则惠足使人矣。明之一字,第一在临阵之际,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,某弁系随后助势,某弁回力合堵,某弁见危先避,一一看明,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,逐细考核,久之,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,皆有以识其大略,则渐几于明矣。

    大抵拣选将材,必求智略深远之人,决不能选用没有生气的人。他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,强调“秀才带兵”,希望借助于他们的知书明理,练习韬略。

    以上四条只是一般标准,文官也好,武官也好,这四条标准只是一般性用人标准,而重要的、关键的岗位,仅有这四条标准是不够的。为此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标准,用他的话叫“上上之选”。那么,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?曾国藩用了四个字——“忠义血性”。“忠”与“义”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。在儒家的概念里,“忠”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,不分对上与对下。如孔子说:“为人谋而不忠乎?”( 《 论语·学而 》 ),“教人以善谓之忠”( 《 孟子·滕文公 》 );而“义”指的是办事准确,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,如“不义而富贵,与我如浮云”( 《 论语·述而 》 ),“子谓子产,有君子之道四焉……其使民也义”( 《 孟子·梁惠王 》 )。

    后来“忠”的含义表达的是为人不贰,为人忠诚,更多的是对国家而言,要公忠体国,尽心王事。“义”也演变成行侠仗义,赴汤蹈火、在所不辞的义行。血性,是忠义赤诚的性格。一般而言,有血性的人疾恶如仇,敢说敢做,敢作敢为,不向邪恶势力低头。尤其是当别人有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,而丝毫不顾及个人得失。曾国藩提出,忠义血性才是上上之选,是最好的人才。这就是说,人要有激情,有持久的激情,不能五分钟热血,虎头蛇尾,更重要的是敢于担当,有承担。他说:古往今来的英雄,并非一开始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大英雄,而是有所激、有所逼而成就的。这就是说,“忠”是对一个组织而言的;“义”是对个人而言的;“血性”是有激情,有担当,敢作敢为。曾国藩挑选的接班人也好,重点提拔的人也罢,都是从“忠义血性”这个视角当中选择的。

    曾国藩说,表面上看来,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四条标准,但不具备忠义血性,则不是最好的人才。最好的人才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个上上之选的最高标准。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忠义血性,即使前面的四条只具备三条、两条或一条,但也能够逐渐地将四条都具备了。相反,一个不具备忠义血性的人才,即使具备前面的四条,但最后临大难,在重大、关键的时候,还是不可靠。所以曾国藩说,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。

    他说,湘军之好处,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。若官气增一分,血性必减一分。若打仗能出则向前,入则殿后,此一端已有可为统领之质。又有血性而不忘本,有诚意而不扰民,若加意培养磨炼,将来或可成大器也。

    而忠义血性大多具有朴实廉介的特点。因此曾国藩又延伸了他的用人思想,指出:大概观察人的办法,以朴实廉介为本质,有这样的品质再加上特殊才能,这样的人是最可贵的。如果没有品质,就是有长处也是靠不住的。“甘受和,白受采”,古人所说的人无本不立,其意义就在于此。

    方宗诚观察到,曾国藩“平日取人,皆诚朴厚重一流,而不喜才华浮薄者。若德行文学之儒,则奉为上宾,出入谈论而不肯烦以吏事”。

    胡林翼也说:

    成就大业总以得人为主。子游为宰,首在得人。苟得其人,鸣琴可理;即长孺卧治,亦可理。不得其人,虽日夜操劳,而无济于治。求才之法,谋野则获,谋邑则否。野多朴而邑多巧,野尚质而邑尚文也。又说:天下强兵在将。上将之道,严明果断,以浩气举事,一片纯诚;其次则刚而无虚,朴而不欺,好勇而能知大义。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,使得以巧饰取容。真意不存,则成败利钝之间,顾忌太多,而趋避愈熟,必致败乃公事。

    前面提及,文官和武官各有四条标准,而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。曾国藩还提出一个具体入手之处——检验人才能不能胜任,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的“五到”,这也是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。他说,办事情,人才要以“五到”为要。这“五到”分别是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和口到。

    关于“身到”,曾国藩说,文官有身到的要求,武官也有身到的要求,就是要下基层。一个领导没有下过基层,就不是一个好领导。文官就要“亲验命案”,还要“亲巡乡里”,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州县、每一个乡,你都要看一看。如果是武官、将帅,就应该“亲巡营垒”,探清敌方,包括太平天国那边的营垒是什么样子,这就是到第一线,下基层。

    “心到”就是苦心剖析大条理、小条理、始条理和终条理。我们前面讲,曾国藩用人强调有条理,他说:“理其绪而分之,又比其类而合之。”

“眼到”主要有二:认真看公牍,着意看人,留心看人,看他是哪方面的人才。公牍,包括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通过官方文件下发的,公牍里面体现出一些政策上潜在的重大趋向。

    “手到”就是每天去做,于人之长短,事之关键,随笔记录,以备遗忘。俗话说,好记忆不如烂笔头。曾国藩一生留下许多日记,他随手记的文字非常多。

    关于“口到”,曾国藩说,不能只凭上司的一纸公文就完事,还要苦口叮咛。千叮咛,万嘱咐,让下属真正体会你的思路和想法。

    曾国藩说,做到了“五到”,再加上前面文官和武官的四个方面,再有忠义血性,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才。

在曾国藩的湘军高层里,李鸿章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咸丰十年九月,曾国藩派李元度驻防徽州,打了败仗。李元度这个人戴着高度的近视镜,很有才能,长于出谋划策,本是坐办公室的人。曾国藩想提拔他,让他驻防徽州。安徽就是由徽州和安庆的合称而来。曾国藩告诉他,你一定要改掉文人习气,尤其要戒浪战,一定坚壁自守。李元度防守徽州的时候,太平军李侍贤部天天骂他,说他是缩头乌龟。后来李元度违抗曾国藩坚壁自守的命令,出城一战,几千人的人马,几乎全都被吃掉。曾国藩很气愤,要给清廷上奏折,弹劾李元度,有革职、永不叙用之类内容。

    按照工作分工,李鸿章负责起草这个奏折,但李鸿章说:“一定要参劾的话,门生不敢拟稿。”李鸿章心里在想,曾国藩这次识人不明,李元度出谋划策是其所长,临守战场是其所短。曾国藩说:“你不写,我自己来写。”李鸿章想以去留相争,因此说:“那样的话,门生也将告辞,不能留在您的身边服侍了。”曾国藩答以“听君自便!”李鸿章一气之下走出了曾国藩的幕府。李鸿章打算回南昌,中途到了湖北。胡林翼是湘军高层中最有贡献的,他是湖南益阳人,半路上把李鸿章拦到湖北巡抚衙门,劝李说:“你环顾天下,能够因依谁而起,我相信你最终能够发迹起来,但舍掉曾老夫子,似乎不好。”李鸿章回答说:“没有想到你老英雄也是这样看人。我原来把你当成豪杰之士,现在看来,我的眼光有问题。”胡林翼一再挽留的同时,立刻给曾国藩写信,说:“从面相上看,李是富贵之相,李某终将会发达,不若我们引之前进,足以张吾军。”让曾国藩一定把李请回来,曾国藩也意识到这样不好,立即写信把李鸿章请回来。在李鸿章的书信中,保留了多份他劝阻曾国藩不要弹劾李元度的信函。

    李鸿章的作用确实很大。举一个例证,这也是曾国藩一生当中遇到的三大难题之一。1860年9月,英法联军攻占天津,直逼北京。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之前,下令天下带兵之人,带兵保卫京师。如果皇帝被外国人抓住了,那真是奇耻大辱。因此所有臣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道理,应该立即带兵前去。曾国藩接到这个命令后,感到十分为难。为什么?因为他制定的战略是在这个时候要把安庆拿下来。长江自源头至湖北省宜昌为上游,水急滩多;宜昌至江西省湖口为中游,曲流发达,多湖泊( 鄱阳湖最大,洞庭湖次之 );湖口以下为下游。长江中游,从武汉而下紧接着就是九江、安庆,下面是芜湖,最后是南京。如果把安庆打下来,太平天国就没有天险可以凭借,被攻灭是指日可待的事。而湘军进围安庆已有一年有余,现在如果撤兵,势必前功尽弃。

    为此,曾国藩感到非常苦恼,他请所有的幕僚出主意,召开讨论会。李鸿章只说了一句话,八个字,“按兵请旨,且无稍动”。他说:“外国人已经到了家门口,所谓入卫只是一句空话,三国连衡,将来不外乎是这样一种结局,就是割地赔款。现在劳师远道而来,安庆距离京城遥遥几千里路程,每天急行军即使走百里路,还有粮草辎重,至少也要一个月,等你到京城的时候,城下之盟早签订了。”但是这个话又说不出口,曾国藩不是以忠诚为天下的表率吗?这样做就是不忠诚、不忠心。所以李鸿章用“按兵请旨”这四个字,实际是拖延。曾国藩随即向皇帝上了一个折子,请求皇帝在曾国藩和胡林翼当中,派一个人带军北上。那个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信息传递手段,军报传递,六百里加急,往返也要十几天。等咸丰皇帝接到这个奏折的时候,他已经逃到了热河,让所有带兵的人都回去。李鸿章帮助曾国藩渡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难关。

    曾国藩本人不是足智多谋的人,但是精于算计,尤其善于吸收众人的智慧。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五月初十的日记写道:

    与希庵( 李续宜 )熟论安庆、桐城两军应否撤围,约沉吟二时之久,不决。中饭后得少荃( 李鸿章 )数言而决。因写信与胡中丞( 林翼 ),定为安庆、桐城二军皆不撤动。

    当时尚未接到进京之旨,至九月六日,上奏请派他或胡林翼带兵入卫。以后多日记载皇帝逃往承德、英法联军进京、和议已成等事,非常详细。直到十月初四,他接到不必带兵北上的廷寄,悬着的心才放下。日记写道:

旬日寸心扰扰无定,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,又须进规皖吴,兵力难分也。今接奉此旨,可专心办南服之事矣。

随即,他又将无须北上的谕旨遍告各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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